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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:人文素养低是百年革命报应

发表于 2017-5-12 18:44:58 | 1810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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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5-12 18:44:58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今日中国大学生,尤其是大学教师“人文水准”、“人文素质”的触目惊心,不完全是大学门墙内的教育问题,而是“历史遗留问题”。假如我们有勇气承认,则人文素质的低下、人文教育的切迫,是百年革命的深刻报应。
所谓人文教育、人文素质,可能并不仅仅涉及知识、才能、品德、身份等等因素,而且深度涉及历史的问题。
当今大学,多有德才兼备的教师,多有禀赋优异的学生,多有先进知识的传授,然而普遍素质仍然有问题。素质有问题,不是靠重视、研究、讨论、政策及学校教育所能够解决。今日全社会所谓的素质问题,是我们国家文明与文化的整体问题,是几代人总体品质被“历史遗留问题”长期败坏、持续恶化的后果。
一个人的素质好,或者不好,通常的说法,看他是不是一个“受过教育的人”。可是为什么即便是今日的大学生,甚至大学的教育者也普遍存在“素质问题”?今日上过大学,获得高等学历的青年,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,但在高的意义上,当代大学生配不配称得上是所谓“受过教育的人”?为什么今天我们还要讨论素质教育?有没有素质教育这回事?素质能不能教育?怎样教育?谁来教育?
以我的偏见,考察一个人的素质,除了种种课程及教育措施,还要看他的家庭出身、师承关系、交游范围、社会阅历;这些条件,与学校有关,也与学校无关;与教育有关,也与教育无关。我们应该详详细细算一笔账:在我们记忆中被高度推崇的学者、教授、文人、艺术家、政治家,是什么出身,什么师承,什么交游,什么阅历。
举几个例子。譬如,陈寅恪与陈散原的父子关系,周树人与章太炎的师生关系,徐悲鸿与康有为的交往关系,钱钟书与杨绛的夫妻关系……这类关系,并不涉及大学教育问题。
最近我正在读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?伯林传。他出身商家,二十几岁毕业牛津,先后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、哲学家维特根斯坦、犹太复国主义先驱魏茨曼、作家伍尔夫夫人、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、英国首相丘吉尔等等人物有过交往;加拿大传播学大师麦克鲁汉的多达数十位以上的交往名单中,囊括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,包括爱因斯坦、卓别林、毕加索。而与毕加索的交往也囊括了他的时代最优秀的人物:美国作家斯坦因与海明威、法哲学家萨特与超现实主义大师阿波里奈尔,等等。
这是可以不断开列下去的长串名单。这些人物可能有种种其他问题,但没有我们今天忧虑的所谓素质问题。所谓素质问题不是大学教育问题,而是一民族文化生态文化水准的整体问题
在一民族文化生态的整体状况中,如果说以上例子都是名流,那么就我记忆所及,五六十年代在我童年少年时代,贩夫走卒、农夫农妇和今天的市井和农民比,所谓素质,要好得多。正如刘小枫先生准确指出的那样,传统时代的教育主要是宗法教育,宗法教育就是家庭教育,与学校无关。我们在文学史中多次发现,好几位大师幼年的教养来自目不识丁的祖母、奶妈、家丁和仆人……
我们观察教育在一代人身上的后果,要推前二十年或三十年,才能找到根源,找到时代的流变如何有形无形地塑造“人”、从深处养育人的“素质”――今天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老师,大致是“文革”前的大学生或“文革”中的知青,我们进入大学是在七十年代未,那时我们的大学老师若在五六十岁,那么,他是在民国年间接受的大学教育,而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上中小学期间的老师,则是在民国年间接受中小学教育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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